1946年，乔治·奥威尔写下了一篇名为《我为何写作》的文章，试图解释驱动一个人拿起笔的根本动力。近80年后的今天，当AI大模型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数千字"流畅"文本，当OpenAI CEO萨姆·奥尔特曼的住所遭到暴力袭击，当社会对AI数据中心的愤怒情绪不断升温——"写作原因"这个古老的问题，突然变得无比紧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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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威尔给出的四个答案，放在2026年依然刺眼

奥威尔在文章中坦率地列出了驱动写作的四种动机：

"（一）彻底的自我中心——渴望显得聪明，被人谈论，被人记住……（二）审美热情——对外部世界之美的感知……（三）历史冲动——渴望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……（四）政治目的——以最宽泛的意义来说，推动世界朝某个方向走。"

—— 乔治·奥威尔，《我为何写作》，1946年

这四种动机放在今天，几乎构成了一面照妖镜。

自我中心：社交媒体时代，每一条推文、每一篇公众号文章，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着"被看见"的欲望。这并不可耻，奥威尔自己也承认这是他的动力之一。

审美热情：这恰恰是AI生成内容目前最难复制的部分。大模型可以模仿风格，却很难真正"感知"美——至少在2026年4月的今天，这个边界仍然存在，尽管它正在被侵蚀。

历史冲动：记录真相的欲望。这与当前AI幻觉（hallucination）问题形成了直接对照——当机器生成的"事实"越来越难以辨别真伪，人类记者和写作者的"历史冲动"反而变得更加珍贵。

政治目的：奥威尔写作《动物农场》和《1984》，都是出于明确的政治意图。今天，从科技政策到算法透明度，写作依然是最有力的政治工具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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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幻觉与"历史冲动"的正面冲突

根据2026年4月24日来自底特律报道的最新数据，AI幻觉问题依然是业界无法回避的核心痛点。大模型会"自信地"生成错误信息，而这些错误往往比明显的谎言更危险——因为它们穿着"流畅"和"权威"的外衣。

这正是奥威尔所说的"历史冲动"在当下的价值所在。

作为一名在深圳跑了十年科技口的记者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：一篇由AI生成的行业分析报告，数据看起来头头是道，但核心论据是凭空捏造的；一份企业公关稿经过AI润色后，把一个普通的产品迭代包装成"行业革命"。

写作原因，在AI时代被重新定义了：不仅仅是"我想说什么"，更是"我有没有资格说这件事"。

奥威尔的"历史冲动"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承诺——我看到了什么，我就如实记录什么，哪怕这让我不受欢迎。这与AI的工作逻辑截然相反：AI是在优化"被接受的概率"，而不是在追求"真实的准确性"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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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斯拉Optimus与写作的"复制焦虑"

有意思的是，就在奥威尔这篇文章重新引发讨论的同一天，马斯克表示特斯拉无法更早发布Optimus V3机器人，原因是担心竞争对手抄袭。

这个细节值得玩味。

马斯克的"复制焦虑"，与写作者面对AI的焦虑，在结构上惊人地相似：

• 特斯拉担心的是：技术创新被快速复制，先发优势被抹平
• 人类写作者担心的是：风格、观点、甚至独特的叙事方式，被AI模型"学习"后批量生产

但奥威尔的答案给了我们一个反向思路。他说，真正驱动他写作的，从来不是"没有人能复制我"，而是"有些话只有我能说，因为只有我经历了这些"。

写作原因的核心，最终还是回到了不可复制的个体经验。一个在深圳报道了十年科技产业的记者，和一个在北京做投资的分析师，即便用同样的数据，也会写出截然不同的文章——因为他们的"历史冲动"来自不同的现场。

这是AI目前无法真正替代的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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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OpenAI CEO的家被袭击：写作与社会愤怒的关系

2026年4月，OpenAI CEO萨姆·奥尔特曼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议员罗恩·吉布森的住所先后遭到暴力袭击。《纽约时报》的Hard Fork播客节目随即讨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为什么AI和数据中心变得如此不受欢迎？

这个问题，奥威尔在1946年其实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。

他写道，好的写作必须有政治目的——不是党派意义上的政治，而是对权力结构的持续追问。当AI公司积累了前所未有的数据权力、算力资源和社会影响力，却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，社会的愤怒就会以各种方式爆发——包括暴力，也包括写作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奥威尔《我为何写作》在Hacker News上重新获得关注，并非偶然。技术社区里的程序员、工程师、产品经理，很多人正

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与社会的关系。他们在问：我写的代码，我训练的模型，我部署的系统——究竟在服务谁？

这种追问，本质上就是奥威尔意义上的"政治目的"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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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视角：为什么这场讨论在中文互联网几乎缺席？

作为一名长期驻守深圳的科技记者，我不得不指出一个有趣的结构性差异。

奥威尔《我为何写作》在Hacker News引发热议的同一时期，中文科技社区的讨论焦点集中在另一个方向：DeepSeek的成本效率、华为Ascend芯片的国产替代进度、阿里云百炼平台的API调用量增长。

这不是说中国的技术从业者不思考写作与AI的关系——他们思考，但方式不同。

在微信公众号和B站技术频道，关于AI写作的讨论更多聚焦于效率工具化：如何用AI提升内容产出速度，如何用提示词工程优化输出质量。奥威尔式的"为何写作"——那种带有强烈个体意识和政治追问的自我审视——在平台算法的生态里，天然处于不利的传播位置。

这背后有两个结构性原因：

第一，平台激励机制的差异。 国内主流内容平台的推荐算法，倾向于奖励情绪共鸣和实用信息，而非深度的自我追问。一篇"用AI三分钟写出爆款文案"的教程，天然比"我为什么要写作"获得更高的流量。

第二，"历史冲动"的表达空间问题。 奥威尔所说的历史冲动，需要一个能够容纳"不受欢迎的真相"的写作环境。这个环境在不同的信息生态中，宽窄程度差异显著。

这并不是要做简单的优劣判断，而是要指出：当全球AI竞争进入深水区，谁能培养出真正具有"历史冲动"的写作者和思考者，谁就拥有更强的叙事能力——而叙事能力，在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中，正在成为越来越关键的软实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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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韩国读者的特别观察：叙事能力的产业竞争维度

如果说上述分析对韩国科技产业有什么直接启示，我认为核心在于以下两点：

第一，三星和SK海力士的技术领先，需要配套的叙事能力。 在半导体领域，韩国企业拥有世界级的制造工艺，但在全球舆论场中，关于"为什么韩国芯片更值得信赖"的叙事，远不如台积电或英特尔清晰。这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写作问题——是有没有人愿意带着"历史冲动"去记录和讲述这个行业的真实故事。

第二，韩国AI创业生态的内容输出能力亟待加强。 2026年初，韩国政府宣布将在未来三年内投入超过1万亿韩元支持AI基础设施建设。但基础设施之外，韩国AI企业在全球技术社区的声音依然偏弱。Hacker News上关于韩国AI项目的讨论，与来自中国（DeepSeek、Kimi）或欧洲的项目相比，存在明显的曝光度差距。

这个差距，不能完全用技术实力来解释。部分原因，恰恰是奥威尔所说的那种愿意为自己的工作写作、愿意暴露思考过程的文化，在韩国科技圈尚未形成足够的规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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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论：写作原因，是AI时代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

2026年4月24日，当我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写完这篇文章，窗外是南山科技园区密密麻麻的写字楼。每一栋楼里，都有工程师在训练模型、调参数、跑基准测试。

但奥威尔在1946年写下的那四个动机——自我中心、审美热情、历史冲动、政治目的——在今天依然成立。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立。

因为AI可以生成文字，但它无法真正拥有写作的理由。

它没有在工厂蹲点三个月后写出来的那种疲惫感，没有因为一篇稿子得罪了某个大厂公关之后的那种孤立感，也没有在某个深夜突然想通了一个行业逻辑之后的那种兴奋感。

这些，才是写作真正的燃料。

马斯克担心Optimus被抄袭，萨姆·奥尔特曼的家被袭击，DeepSeek以低成本震惊硅谷——这一切技术竞争的背后，最终都会回到一个更古老的问题：谁在说话，他们为什么要说？

奥威尔在八十年前给出了他的答案。在AI幻觉横行、信息过载加剧的2026年，这个问题比以往更难回答，也比以往更值得认真对待。

作为一名在深圳跑了十年科技口的记者，我的答案是：因为有些现场，只有我去过；有些判断，只有我能负责。

这，就是我继续写作的理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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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科技，深圳，2026年4月24日